最新发布：一件事一次办，看省时省心
艺术的王室及贵族供养制，早已进入了历史。那种几乎是一对一的供养方式，也被称为恩主制。视荣誉比生命还宝贵的王室与贵族，大概不至于随身带一大堆黄金、钞票，准备随时砸到艺术家的脸上———他们可不想为这种事惹上决斗的麻烦，何况，很多贵族自己就视艺术为高贵典雅的终身事业。或许可能这样看，受恩主保护的艺术家，他们没有绝对自由，但他们少受功利型教育机器的干扰，他们能有条件地任性、信手涂鸦。恩主与艺术家之间，大概存在一些让今人难以想象的纯粹情感。
贵族们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们的江山，让我们抛开历史的迷梦，回到现实吧，这可是个笑贫不笑娼的“美好”时代。平民主义者有理由仇恨所谓“阶级压迫”的历史，但是，不要试着去篡改真实，更不要对现实抱有多么大的幻想。而今，艺术市场持续高温，连都悬挂到大街上来了，可见艺术家都急红了眼。平民们瞠目结舌，这可正中艺术家与商人的下怀，要知道，平民才是嗓门最大的吆喝者，他们的这种反应，已经为艺术家的身价做出了贡献。
供养制的核心精神及动作程序都变了。艺术家要活下去，很难绕开市场这一因素；艺术家成仙以后，他或她的价值还是要在市场上得到验证。私人、官僚、社团、基金会、国家等多方赞助，支撑了现代收藏文化的延续。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艺术报道及评论总是对作品价位津津乐道。无论你喜欢与否，价格就是尺度一种。
曾炎所采写的《隐藏的穿越指向内心———“灵动的风景：穿越德意志艺术时空”绘画展》（《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6月23日），开篇即谈到，埃米尔·诺尔德、恩斯特·基尔希纳、卡尔·罗特卢夫等人的作品一再创下成交纪录，更让行内人兴奋的是，他们的部分作品正在北京展览。《面具系列1996No.6》、《轰轰》、《大天鹅》等作品的拍卖，村上隆的作品价位，新生代艺术家的新兴市场，进入2008年6月出版的《画廊》杂志之视野。
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包括生产、流通等环节在内的行业，美学的抱负不再是艺术的单一目标。既是这样，艺评家则不必假装痛心疾首，更何况，要求所有的人都清贫乐道也是不道德的。金钱必然毁掉理想，那基本上是危言耸听。当一对一的供养制消失，个人对个人负责的约定关系解除，情感上的惺惺相惜也不复存在，事业变成行业。每一个行业，免不了有自己的毛病。
卸下罪恶感重负的艺术消费行业，正在大规模地扩张，各种仿真、复制的艺术品，点缀着都市建筑物的内墙外壁。但买与卖的狂热，并不代表艺术传承有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张尕说，国外有一套完整的研究系统来支持艺术家，中国无论在探索手段还是运作机制上面，都存在局限（刘莉芳，《停留在艺术、游戏与科学之间》，《外滩画报》2008年6月19日）。也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商家，都在这个行当里面挖到了金银财宝，由《广州新生代画廊的生存与发展》（刘明恋，同期《画廊》）一文，可知，画廊、艺术展照样要遵从“适者生存”的严厉定律。
买与卖的失控，当然有可能搅坏这个市场，但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事实上，艺术品再怎么天价，都不是离谱的事情，现在的艺术家与商人，谁又比谁更傻呢？艺术不是喜欢在极端中寻求吗？而说不定，买与卖之间，亦隐含着对油墨纸笔的珍重。
我更关心的是：杰出的艺术品如何与公众的生活发生长久的联系？
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对德累斯顿国家美术馆馆长马丁·罗特的专访（《一座城市的收藏》，同期），值得留意。马丁在专访中提到，“1728年德累斯顿就有了向市民开放的公共收藏，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收藏那时仍然是王室的独享，很多艺术家会觉得，在德累斯顿是‘和艺术一起生活’”。
不指望短期内在中国出现一座德累斯顿式的收藏城市，可也不要告诉我，生活在别处。“去年中国美术馆的参观人数为80万人，今年第一季度就达到70万人”（《停留在艺术、游戏与科学之间》），观众对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着迷，很大程度得益于所谓“范迪安时代”的基本定位。谭天、罗奇、赵峥嵘等艺术家提出的“软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论述详见伍方斐《软现实主义的艺术史定位》，《画廓》2008年第3期），以保守制西化，虽不失偏执，但也是对本土传统艺术的另类致敬。有人谈艺术理想，杨小彦认为，“我很难想象没有理想的艺术，同时，我也无法理解没有艺术的理想”（《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随笔》2008年第3期）。买与卖的高烧中，不乏艺术家、艺评家对现状的反思。情况喜忧参半。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谈民主很可笑，但我还是认为，戴安娜·克兰的判断是对的，“文化民主化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仍旧是教育”。与其花时间去谴责操盘手的高位沽货，倒不如想一想，艺术千人一面、公众的欣赏能力与审美胃口持续被败坏，是不是与教育直接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