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2021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人才培养首先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
当前，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在数量、质量、培养模式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和实践。我们该如何走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如何培养更多科学珠峰的攀登者？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最大的挑战在于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
有学者研究显示，我国拔尖人才培养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少年班开始，部分高校启动了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到上世纪90年代，原国家教委在全国部分高校建立了83个“理科基地”。2009年，教育部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2020年，教育部又启动“强基计划”，选拔和培养志在基础学科的学生，目前已有39所试点高校参与。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由“单校推进”向“群体发力”，覆盖面越来越广，国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卢晓东研究员看来，多年艰辛探索之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已经到达深水区，新举措在教育观念、制度层面面临着更深入的挑战。
钱学森曾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在这里使用汉语‘冒’，‘冒’即‘涌现’。”卢晓东说，“从人才成长的时间线上看，中小学、大学及本科毕业之后都会出现人才涌现的状态。我们当下注重第一阶段的涌现，注重大中衔接，以少年班、学科竞赛以及‘强基计划’‘拔尖计划’等方式为涌现出来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在学生本科学习阶段，拔尖人才也会涌现出来，可以进一步提高转专业自由度，探索转学制度等，为这一阶段涌现出来的人才提供学习机会；第三阶段即本科后，应加大第二学士学位中基础学科的招生力度。”
“基础学科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提，基础学科不强，应用技术就发展不起来，很多关键技术就要被‘卡脖子’。”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立国说，“当前，我国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规模是可以满足需求的，而最大的挑战在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选材和育才。”
李立国分析，当前在选材方面，“强基计划”是从高考录取学生，而学生自身是否对基础学科有兴趣、是否有天赋、未来能否坚持从事基础学科研究工作，都是需要进一步了解的。
“从‘拔尖计划’到‘强基计划’，都体现了国家对基础学科的重视。而‘强基计划’更偏重坐‘冷板凳’，强基之后能否拔尖，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胡波说，特别是在选材和培养路径上，一方面从高中开始的选拔机制选拔出来的学生，是否对数理化特别感兴趣，是否能坐得住“冷板凳”，有待评估。另一方面，基础学科学生的规模如果太大，未来深造机会、研究性岗位是否充足，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吴健教授认为，在人才选拔机制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基础学科大中小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对于高校来说，要进一步优化“早期培育+高考录取+二次选拔+动态进出+综合评价”选材机制，注重考查学生的学习兴趣、综合能力和发展潜质。
要通过挑战把学生带到未知的前沿
经过40多年的探索，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高校普遍实行“一制三化”，即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培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学者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归为两类：一类是在全校范围内选择最优秀的学生，以单独编班的“集中”方式进行培养；一类是在原来的教学班以“分散”方式进行培养。
成立于2010年的兰州大学萃英学院，负责实施“拔尖计划”。萃英学院执行院长贺德衍介绍，兰州大学以“集中”方式进行培养，而且特别注重“针对性”。
“基础学科培养的是能实现从0到1创新的顶尖科学家，要提高基础研究人才质量，在我看来，应该更加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贺德衍说，“针对兰州大学生源主要来自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特点，我们强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注重科研训练，深化国内外交流，对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经过10余年的摸索，兰州大学形成了“院院协同、合力育人”模式，即专业学院+萃英学院协同，专业学院为主负责“专”，萃英学院为主负责“博”，合力打造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提升平台，夯实学生的综合素质。
而在复旦大学，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则以“散养”模式为主。胡波介绍，学生分散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各个学院，学校提供荣誉课程及挑战性科研项目，最后根据学生的成绩、学术能力、科研水平、特长，认定是否为“拔尖学生”，并给予保研、直博等深造机会。
“大学四年，大约有20%的学生进入‘拔尖人才’后备队，估计10—20年之后，大约有5%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胡波说，对复旦大学来说，学校提供土壤、种子、机会，更多的是让“拔尖人才”自己“冒”出来。
在吴健看来，无论是从学科数量还是学生人数，基础学科都是“少数”，在一流大学中建构能与各学术部门合作和凝聚师生关系的场域，必须重构治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了明德书院明理书院，打通‘强基与拔尖’培养方案，实行‘书院—学院’双主体制，强化书院在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第二课堂等方面的功能，不断强化三制三化（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建设，建设拔尖学生成长档案信息系统，‘一人一档’，实施全过程追踪反馈。”吴健说。
在卢晓东看来，人才培养过程中，考试制度改革居于高等教育教学的核心和中轴地位，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最难的环节。
“科学上的‘珠峰’与实际攀登珠峰有根本性区别，因为真正的科学探索别说是方向，甚至连路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定是要通过挑战，把学生在不同阶段带到未知的前沿。”卢晓东说，“但这也存在着悖论：抛出挑战性题目，学生接不住挑战，成绩差就可能要退学或转学，而教师则要面临低评价。因而，真正进行挑战性考试之后，需要学校把支撑系统建设好。”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则提醒，要注意区分拔尖人才和创新人才的不同含义。
“拔尖人才意味着某种优绩主义，选拔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目标清晰的聪明人。而创新人才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失败，需要宽松、多元尤其是容错的环境，很多时候恰恰是最不聪明的人。”刘云杉说，“基础研究不是百米赛，而是探险，是没有固定路径的。”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启动基础学科拔尖计划2.0，在77所高校布局建设288个学生培养基地，探索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中国范式”，累计吸引1万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形成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梯队网络”，为走好自主人才培养之路，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筑牢基础。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靠专门培养而来还是自然涌现而来，当前教育界仍无定论。
在一些学者看来，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认识，表面上是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整个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涉及整体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自然性成长、主体性发挥、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基础学科人才自然涌现是比较理想的方式。”李立国说，而面对当前的科技竞争形势和国家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专项计划和广泛培养并行，是当前适合我们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在强调专项计划的同时，更要强调高等教育体系中创新思维的培养。
胡波认为，作为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要注意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国家的培养需求结合起来。
“国外学生批判性强，独立性或者个人思考能力比较强，但社会责任感较弱。对我们国家来说，家国情怀、奉献精神是需要传承培养的，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是我们在拔尖人才培养中需要着重思考的。”胡波说。
“全社会范围内全链条衔接的培养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同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仍然面临整体性挑战。”吴健说，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大学阶段培养是最重要的环节，但同时要做好基础教育阶段培养，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培养和使用。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对于拔尖人才来讲尤为重要。相较于普通学生，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有能力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选择、挑战与困惑，因此需要在培养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增强学生对基础学科的兴趣，毕业之后能够真正从事基础学科研究工作。（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焦以璇 梁丹）
链接
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
2018年9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在77所高水平大学布局建设288个基础理科、基础医科、基础文科的创新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2019年8月，《教育部关于2019—2021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9年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发布。
2020年1月，教育部公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推出“强基计划”。
2022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进行了全方位的谋划和部署。
2022年5月17日，教育部第二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介绍，我国已经培养出了1万多名拔尖学生，96%的毕业生仍然在基础学科领域进行深造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