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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几百家垃圾短信公司
赵坚(化名)是北京某公司的销售经理，事业有成，然而他的职业却是个不能说的秘密。“其实我是做直投广告的。”他不好意思地说，“做的是手机短信广告业务。”赵坚的业务就是短信群发，即许多人说的发垃圾短信。
赵坚是2005年进入短信群发行业的。赵坚回忆说，那时候全北京短信群发公司也就几十家，现在，北京这类公司大大小小有几百家。“前几年曝光的分众传媒旗下的精准分众，做的就是短信群发，年销售额达几千万元。小公司也就几个人，三五台电脑，租一间房子。”
赵坚和朋友合开的公司规模中等，近50名员工，主营房地产类的广告，“每年的毛利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业绩好的时候可达到200万。”
公司有两亿人的个人信息
“首先要锁定市场，了解客户的需求。我们现在的主要客户是房企，北京几家比较大的房企几乎都和我们有合作关系，其次的客户就是教育培训机构、移民机构，或者4S店、健身俱乐部等定制的会员群发提醒业务。”赵坚说。
赵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司的资料库里面有将近两亿人的个人信息，都是这几年辛辛苦苦“开拓市场”的结果。
2005年刚入行时，他们用高价购买的方式获得“客户资料”。“我们通常会和健身会所的工作人员或者售楼处的市场人员搞好关系，他们手里一般都会有几十上百个客户的个人信息，混熟了，就可以花钱买到。个别有能力的人会直接和移动、联通的工作人员搞好关系，除了可以直接获得客户信息，还可以拿到合适的打包短信价格。”赵坚说。
后来，北京的群发公司越开越多，同行一般会共享资源，获得客户资料越来越容易。“买房，购车，办卡，都免不了得填上个人信息。各种调查问卷是我们最喜闻乐见的信息渠道，问卷中除了电话号码外，还可以了解客户的职业、消费习惯、喜好、购房情况等信息，方便我们对客户群体进行精确划分。”
获得客户资料后，群发公司会将机主划分成企业主、车主、购房者、信用卡客户等大类，每一类又可以根据机主的喜好进一步细分：比如美容爱好者、运动爱好者、资深股民等。一些公司甚至会更进一步细分，以便在发送短信时更有针对性，投放广告时，命中率更高。
一条垃圾短信四五分钱
说到自己的工作流程，赵坚认为，和普通广告公司没什么区别。“就拿房地产广告来说，如果看中了某个刚开盘的房地产项目，我们会和楼盘的销售总监或者策划总监取得联系，然后约好时间面谈。前些年，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都需要我们一番解释。现在他们甚至会主动找我们。”赵坚说。
赵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些“有背景”的市场人员专攻上游市场：电信运营商。每年年初，公司通常会以两三分钱/条的价格从运营商购买几千万条短信，“运营商都会有专门提供给企业用户的短信群发业务，单条价格最低可以低到3分钱左右，我们的客户经理通常会想方设法向运营商定制这种服务。申请过程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提供自己企业的营业执照和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他们一般不会仔细审核。”
“普通短信的价格是1毛钱，我们以前常开价七八分钱一条，现在行业竞争很激烈，我们的报价通常是四五分一条，发得多的话可以降到2分甚至1分。”如此低的价格，当然会有水分。客户通常会一次性购买上百万条的信息，而不会真正去追究发送的数量是否足额。按照赵坚的说法，他们能一次性发送客户要求的80%就不错了，基本上会发送客户要求的40%到60%，有的“黑心”公司，甚至不到客户要求的20%。
1万元垃圾短信
换来4000万元销售额
赵坚告诉记者，客户对这种广告投放方式非常认可。
北京某楼盘一位销售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选择这种另类方式投放广告，是因为性价比实在很高。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3分钱一条垃圾短信，3万元就可投放100万条广告，就算一万条能打动一个人，100万条就可以拉来100个客户。这样的投入产出比是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广告所无法比拟的。“今年3月份花了一万元投放短信商业广告，已经成交了7套价值将近600万的163平米大户型，还有3个有意向成交的。”这个销售人员难掩言语间的得意。
赵坚告诉记者，最典型的一次成功案例是2009年楼市低谷的时候，北京的一处loft楼盘刚开盘时，一次性花15万元购买了他们300万条短信，结果楼盘在开售后三个月内销售一空。正是这样的骄人成绩，吸引了无数的地产商选择了这种另类的宣传方式。而有些客户选择他们的原因是自己公司的业务本身就违法，比如出售枪支弹药、代办文凭、提供发票或者地下钱庄之类。某运营商的一位客户经理表示：“我们没有审查短信内容的义务，这样做有侵犯隐私权的嫌疑，是不合法的。”
垃圾短信会主动避开部委领导
2008年央视“3·15”晚会，分众传媒的子公司被指为垃圾短信重要源头以及泄露个人信息的罪魁祸首。
在赵坚看来，这算是行业内比较大的一次事件了。他告诉记者，2008年“3·15”之后，对垃圾短信的治理，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力度，短信中类似钱庄、小姐、发票之类的字眼都发不出去了;北京奥运会期间，业务更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但赵坚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的“反侦查经验”。“为了安全起见，每年的‘3·15’、两会期间是比较敏感的时间，我们在年初定计划时，会避开这些时间段。此外，我们公司内部有一本红色号码簿，里面都是部委领导以及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手机号，我们在广告投放的时候，会避开这些敏感人士的号码，以免撞在枪口上。”赵坚说。
“不是不能管，是不想管”
北京市消协律师团的邱宝昌律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治理垃圾短信，国外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韩国，未经用户同意发送垃圾短信最高将被处以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处罚金。在美国，违规发送垃圾短信者最高将被罚款600万美元，严重者甚至会被处以监禁。而在我国，垃圾短信一直没有提到法律层面上，对手机用户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权的界定都很模糊。用户要起诉垃圾短信发送者，维权毫无依据，即使判定隐私权受到侵害，赔偿的数额也丝毫不会伤到短信群发者的元气。”
中国移动的一位客户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短信群发公司每发出一条短信，运营商就会有几分钱甚至一毛钱入账，而定制群发服务的客户动辄几百万条，这对于运营商来说，是一笔巨大的额外收入。“所有的短信发出必然会通过运营商的网关，所以，垃圾短信治理的关键，在于运营商，换句话说，不是他们不能管，是他们不想管。”
最新消息，3月27日工信部发布通告，决定在全行业开展为期3个月的垃圾短信清理整顿工作，要求运营商尽快部署垃圾短信收发端的过滤系统。
（责任编辑 苏秀）
